台灣的官商資本主義世界少有
2010-03-13 09:51 南方都市報
■台灣筆記 之張鐵志專欄
我在上一篇專欄《台灣的兩種金權政治》(2月5日)，曾提到國民黨特殊的金權資本主義模式。許多大陸的朋友想要更了解這個概念，因為這對於理解經濟權力如何鞏固政治權力的一般現像，或對經常討論的“國進民退”現像有所幫助。
國民黨時期的金權資本主義模式，是一種世界少有的官商資本主義模式。首先，是戰後國民黨政權接收日本遺留下的資產，這些資產是龐大的獨占性生產事業。以此為基礎，國民黨將其轉換成大規模的公營事業、黨營事業和半公營事業，後者指的是如政府部門和公營事業的轉投資公司或者直營公司。經濟學家估計，即使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國民黨和政府所控制的GNP(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三成，且其主要產業特質是上游、資本密集、獨占，因此掌握了整個經濟體制的戰略高地。
黨營事業在戰後初期所占分量較小，到上世紀70年代才開始大力擴張，尤其是成立了中央投資公司和光華投資公司，積極進入更多產業如剛開始發展的石化和金融業。在上世紀80年代，除了配合政府政策參與投資新興電子業之外，黨資本的新投資主要集中在金融業和營建業，而這兩者正是80年代後期泡沫經濟的兩大支柱。這些企業若不是享有市場的獨占或寡占地位，就是獨享政府合約。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黨營事業已經占台灣GNP的6.2%。
台灣隨後開始逐步推動經濟自由化，上世紀90年代開始更是加速公營事業的私有化，和推動之前壟斷市場的開放。然而，“國退”不代表“民進”，而是黨進。這是台灣資本主義的另一大奇跡。
首先，對於經濟自由化所開放出來的新公有資源，黨營事業大舉進攻接收。這一方面是因為隨著台灣民主化開放，政黨選舉需要更多錢；另一方面，由政府換成黨來控制原有的公有事業，使得這些企業不用受到議會監督，讓國民黨可以更任意使用。
其中金融自由化最典型。原本國民黨在銀行、票券和證券金融業都是獨占或寡占；金融市場開放後，理論上是有更多民營的空間，但黨營事業卻比別人更積極擴張。在行動電話業務的開放中，黨營事業投資五家公司去競標，最後中標四家執照。而上世紀90年代中期金額龐大的BOT案，包括機場捷運、高速鐵路和台北101金融大樓，黨營事業更是幾乎無役不與，並且其聯盟幾乎都得標(除了高鐵)。
其結果是，在1992年，黨營事業七大控股公司的稅後盈余是26.1億元，到1998年時稅後盈余已達122億元。投資事業更從1993年的121家，擴張到1998年的282家。總資產到1997年底已達1624億。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黨營事業有執政優勢，使得私人資本家如果要進入新開發的市場，就不得不與黨營事業結盟。學者的研究指出，台灣經濟體中有一個“主控計劃體”，其主要成員為國民黨黨營事業集團、中華開發銀行(國民黨主導)、交通銀行與中鋼(這兩個為公有)，次要成員為遠東紡織、台灣水泥、永豐余與東雲企業，這八個企業集團彼此在人事上和組織上高度連結。而台灣各企業與“主控計劃體”中主要成員具有連結關系的上市公司達205家，占所有上市公司數目的48%，若加上四個次要成員，則比例為52%。
這使得台灣雖然在上世紀90年代已經進入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但國民黨仍然對經濟有高度的非政策影響力，也使得私人資本家必須與國民黨維持良好關系。換言之，國民黨的官商資本主義體系一方面因為其掌握有政治權力而得以建構鞏固，另一方面又進一步成為其政治權力的重要物質基礎。
唯有到2000年，因為國民黨失去政治權力，這個利益糾結的龐大體系才逐漸瓦解。 (作者系媒體從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