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8日 星期六

台灣人民的硬翻譯 你們中國人不懂

《毛澤東》
原書書名
《Mao Zedong》
著者
Jonathan Spence
譯者
林宗憲譯
出版資料
台北:左岸,2001
原出版資料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99.
譯評人 向光
評林譯《毛澤東》


  台灣長期以來面向世界,為了吸收新知,翻譯了大量外文書籍。然而,在對外文書籍十分倚重的情況下,卻又極端輕視翻譯,這個現象很矛盾。

  因為輕視翻譯,所以譯稿永遠不如自撰稿,不僅出版界輕視,學術界也輕視;因為輕視翻譯,所以人人皆可輕率為之;因為輕視翻譯,所以大多數人不在乎自己看的翻譯書究竟可信不可信。甚至有些書評作者,竟然可以不管翻譯書的品質如何,而逕就譯本評論,至於原著是否因為被誤譯以致出現評者所欲針砭的問題,卻並不太計較。



  個人覺得,讀錯書不如不讀書,從錯誤的翻譯書吸收知識,不如不要這些知識,因為不吸收新知頂多就是原地踏步沒有進步,而吸收了錯誤的知識,危害卻是很大的。


  在此我僅就一本由名家所寫的有關中國現代史的普通讀物的翻譯,擇取其中一些有待商榷的實例,分三個部分評論:首先談的是翻譯時必須遵守的一項重要原則:尊重專業。所謂「尊重專業」是說,譯者在選書時最好從自己拿手的知識領域入手,方能駕輕就熟;而在翻譯上若遇到沒有把握的地方,最好也能向人請益或者勤查資料,以求減少翻譯上可能出現的錯誤。其次,如果翻譯跟中國有關的著作時,必須在可能範圍內盡量地予以「還原」。第三個部分則是第二個部分的延伸,以中國詩詞經過英譯再中譯的「不幸」後果,強調「還原」的必要。




一、翻譯必須具備相關知識背景
  眾所周知,翻譯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翻譯時除了一定的英文閱讀能力、良好的中文表達能力、不可或缺的嚴謹度之外,還必須具備相關的知識背景。這些雖然是老生常談,但是,在台灣從事翻譯的人卻未必皆有此認知,以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原著,林宗憲翻譯的《毛澤東》為例,很可以說明問題。
  本書譯者欠缺中共黨史的知識背景,若要翻譯有關毛澤東的英文著作應該要先做好準備工作。這個問題可分四方面來談,第一,譯者顯然非常不熟悉中共黨史中的人物,如中共在江西蘇區時期遭遇蔣介石第五次圍剿時,主持中共「反圍剿」軍事活動的是來自德國的Otto Braun,他有個中文名字叫做「李德」,在中共黨史中可是鼎鼎有名的,但由於譯者完全不知道這段歷史,因此就只能音譯為在中共黨史文獻中從未見過的「奧圖'布龍」(頁101)。也許有人要說,有中文名字的外國人終究還是外國人,音譯有何不可?當然可以,但總是讓人覺得外行。而且,譯者也無法準確地譯出中共黨史中的知名人物,他把1921年8月成立的「湖南自修大學」的校長「何叔衡」譯為「何樹聲」(頁70),何本人是中共「一大」十二名正式代表之一,和毛澤東一樣代表長沙共產主義小組,並非無名之輩;他還把「鄧拓」誤譯為「鄧陀」,在連續五頁中頻頻地出現「鄧陀」約有十一次之多(頁166-170)。史景遷會用這麼多篇幅論及鄧拓,可見他對這個人物的重視,譯者無論如何都應該想辦法查到原名才是。另外,譯者還把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誤譯為「田家盈」(頁182)。
  第二,譯者對中共政治體制也是很陌生的,1922年召開於上海的中共「二大」——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原文:"The Second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竟譯成「第二次國際共黨大會」(頁76);而舉行於1945年的中共「七大」(原文:"Seventh Party Congress"),竟另譯成了「第七屆蘇維埃會議」(頁120),同樣的"Party Congress"在不同的段落中一下子是「國際共黨大會」,一下子又變成「蘇維埃會議」,都錯了;「中國共產黨黨章」(原文:"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則被譯成「共產黨憲法」(頁121)。
  第三,譯者對中共術語也很不清楚,所以談到文化大革命時譯本中出現了一個「蛇與怪物」(頁194),這是「牛鬼蛇神」的誤譯。「牛鬼蛇神」要譯成英文不是容易的事,史景遷也只能將之譯成"snakes and monsters",但中譯者總應該將之還原才對,而不是按原文直接譯出來。同頁還有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原文:"people in authority taking the capitalist road"),譯者也未能精確地譯出,而譯成了「採取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在中共詞匯中,「道路」和「路線」並非同義語,相對應的英文分別是"road"和"line",史景遷用的是前者。其他如文革時的革命委員會,要由革命軍人、革命群眾、革命幹部組成共同治理的「三結合」(原文:"three way alliance"),卻譯為「三路同盟」(頁199)。又如在頁156講到右派被「感化」,則是「平反」(rehabilitate)的誤譯。而根據毛澤東「五七指示」設立的許多的「五七幹校」(原文加上複數:May 7 cadre schools"),是讓城市機關幹部下鄉勞動鍛鍊,並讓那些在文革中被批判審查的人去「勞動改造」的地方,不是真有「一處名為『五月七日幹部學校』的勞改場所」(頁202)。此外,延安整風中有個「搶救運動」,譯者沒有查證,逕自譯為「拯救運動」(頁119)。
  第四,譯者對相關領域的中西方學者可能也是很陌生的。美籍華裔學者的中文名字理應譯出;同時,有很多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喜歡為自己起個好聽而且饒富意義的中文名字,如能譯出,一方面表示譯者對此領域的瞭解,一方面也是對這些西方學者的尊重。譯者如果不是意識到這一點,也不會將本書作者直接譯為「史景遷」了。不過,譯者大概不知道Ch'en Jerome 原名叫做「陳志讓」,只能音譯為「傑若米'鄭」(頁213);研究五四運動史大名鼎鼎的「周策縱」竟誤譯為「周則宗」(頁216);在台灣享有高知名度的Andrew Nathan,中文名字是「黎安友」,但譯者也不知道這位學者,就只能音譯為「安德魯'納森」了(頁216)。最不可思議的是,譯者竟然連因為近身寫出毛澤東私生活而舉世聞名的「李志綏」也不知道,而誤譯為「李吉水」(頁227)。
  此外,本書還有些譯法也值得商榷:頁136用了一個很新潮的名詞「喀[嗑]藥者」來指稱吸食鴉片的人,並不合適(從上下文來看,原文的"drug addicts"指的就是吸食鴉片的人);把上海的「租界」(原文:"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譯為「國際殖民地區」(頁76)也不妥當;有一本美國記者斯諾(或譯史諾)寫的 Red Star Over China 長久以來都譯為《紅星照耀中國》,但本書卻別出心裁地譯為《中國上面的紅星》(頁213),則連原文想要表達的意思也失去了。
二、翻譯跟中國有關的著作時,「還原」工作不可省
  所謂的「還原」,指的是中文原來的人名、地名、引文,必須儘量從西文譯回原來的中文,不能把被音譯成西文的中文人名地名再一遍地音譯成中文,也不宜把已經意譯成西文的中文引文,再一遍地意譯成中文。
  首先,翻譯跟中國有關的西方著作時,最好懂得漢語拼音系統,能一併懂得威妥瑪式拼音系統更好,才有可能正確地還原中文的人名和地名。正是由於譯者不太能夠掌握這兩種拼音系統,又疏於查證,才會把威妥瑪式拼音的"Ch'en"譯為「鄭」(頁213),把漢語拼音的"Xunwu"譯為「遵武」(頁98、220)。毛澤東曾於1930年5月親自作了一個非常詳細的「尋烏調查」,「尋烏」是江西地名,但因為譯者不懂得漢語拼音中"X"的發音,才會把「尋烏調查」誤譯為「遵武報告」。又如,1921年中共「一大」的最後一天由於躲避秘探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畫舫上開會,但譯者卻把原文的" a nearby Zhejiang lake"譯成「紫江湖」(頁68),則連「浙江」都譯不出來了;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機關到達陝西安定縣(今子長縣)的瓦窯堡,以此為駐地,並在12月間召開政治局會議(即「瓦窯堡會議」),決定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就是聯合一切可以參加抗日的革命力量,譯者竟把這個重要地名譯為「瓦鴨堡」(頁103)。其他如上文提過的何叔衡、鄧拓、田家英被譯錯,也都屬於未能還原中國人名的問題。
  當然,我們也不能苛求譯者一定要把中文的人名、地名全部還原,原作者使用較為冷僻的人名和地名是有可能的,此時譯者必須在譯文後括弧註明為音譯,以免讀者誤以為譯出的人名和地名就是本來面貌。換句話說,譯者如果對所譯的人名、地名沒有把握,最好還是註明是音譯為妥。
  其次,西文著作中引用的中文引文也應該查找原書(文)後完整地還原。表面上這樣做似乎較費事,但其實這是省事而正確的做法。譯者何苦這麼費力地譯出自己也沒有十足把握的引文呢?底下舉出本書的兩個例子說明「還原」的重要。先看《民眾的大聯合》(譯文未將之還原而譯為《廣大群眾大聯合》)中的一段文字,毛澤東原文如下:
洞庭閩水,更起高潮。天地為之昭蘇,奸邪為之辟易。咳!我們知道了!我們覺醒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收入《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頁390)
  英譯文如下:
From Lake Dongting to the Min River, the tide rides ever higher. Heaven and earth are aroused by it, the wicked are put to flight by it. Ha! We know it! We are awakeded! The world is ours, the state is ours, society is ours. If we do not speak, who will speak? If we do not act, who will act? We must act energetically to carry out the 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 which will not brook a moment's delay!
  中譯文如下:
從洞庭湖到明湖,浪潮更洶湧。天地因而悲憤,邪惡者因而聲勢高張。啊!我們知道了!我們驚醒了!世界是我們的,國家是我們的,社會是我們的。假如我們不說話,誰能為我們說話?假如我們不行動,誰能為我們行動?我們必須有活力地行動以實現廣大群眾大聯合的理想,而那是刻不容緩的事!(頁87-88)
  對照以上三段文字,不得不佩服史景遷的功力,他的譯文讀來鏗鏘有力,十足地保留了原味;而林譯本不但使得毛澤東原來力道十足的語言風味盡失,而且還有誤譯的地方。英文的"Min River"(「閩水」)怎麼會譯成「明湖」呢?「昭蘇」一詞,「昭」作為形容詞有明亮、光明之意,動詞有顯揚、彰明之意,而「蘇」作為動詞則有甦醒之意,史景遷將之簡化,只譯出「蘇」("arouse"),但中譯者卻把它譯成「悲憤」。「辟易」是退避的意思,史景遷把「奸邪為之辟易」譯成"the wicked are put to flight by it"很貼切,但從這句英文怎麼看也不會有「邪惡者因而聲勢高張」的意思,中譯者顯然只想到"flight"的「飛行」之意,而沒注意到"flight"還有「潰敗、逃亡」之意,尤其"put to flight"已很清楚地指明了。從以上所出現的明顯錯誤,可以證明:查找原書(文)後完整地還原反而省事,而林譯本其實也正反映了他未能有效地掌握史景遷並不艱澀的英文。
  再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原文如下:
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毛澤東選集》卷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頁13)

  史景遷以一段文字("Now in 1927 it was the peasantry of his former home who held China's destiny")帶出英譯文如下:
All Revolutionary parties and all revolutionary comrades will stand before them to be tested, to be accepted or rejected as they decide. To march at their head and lead them? To stand behind them, gesticulating and critizing them? Or to stand opposite them and oppose them? Every Chinese is free to choose among the three, but for force of circumstances you are fated to make the choice quickly."

  中譯文如下:
所以革命黨與革命同志都將站在農民面前接受考驗,也就是由農民來決定接受或者拒絕革命黨人,是接受革命黨人領導或者由農民帶領革命黨人?是為革命黨人撐腰或者是反對革命黨人?每一位中國人都可自由選擇這三者,但是時勢所趨逼迫你要儘速作決定。(頁88)
  對照以上三段文字,毛澤東原文的意思很清楚,即幹革命的人面對著澎湃的農民運動,共有三種態度:一是當革命的先鋒隊,在前頭當農民運動的領導者;二是落後於革命形勢,止步不前,當冷眼旁觀的批評者;三是反對農民運動。史景遷的英譯文很準確地表達出原文,但是,中譯文卻把主從關係完全顛倒了,變成是農民對待革命黨人的幾種態度,所以才會有「由農民帶領革命黨人」這樣的譯文,這不僅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革命理論相背,也是一心想幹革命的毛澤東根本不可能說出的話。
  遇到中文詩詞時,更應該還原,否則會出現連譯者都無法預期的嚴重瑕疵。
三、遇到中文詩詞更應該還原
  兩種文字之間的轉換——翻譯——是很困難的,尤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此岸的文字常常無法在彼岸找到對應的詞匯。大陸小說家張承志就認為「美文」是不可翻譯的,他說:
無論是書面語(包括文學語言)或是口語,一旦在它們表達著使用者和使用民族的心境、情緒、特定意識、弦外之音、獨有的生活、基於傳統和文化的只可意會的心理素質的時候,它們就是很難甚至是不可翻譯的。能夠翻譯的只是表面,只是大意,對應或比喻。翻譯過程中的精益求精或刻意求真只能導致一個泥潭,站在兩片文化之間束手無策的泥潭。容易翻譯的語言都不是上述那種傳神的東西,它們大約是機械的(如自然科學、含義準確的文牘)、平庸的(如低質的文學作品)或狹義的。可以說:傳神的或有靈氣的語言不可翻譯。
  不過,這未免太嚴苛了,所以他又退一步說:
這樣的美文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能被翻譯:那就是當彼岸的翻譯者具備著同樣的文學氣質和修養,具備著另一種語言的美文能力,特別是具備著共同的或共鳴的理解和體驗,具備著同樣強烈的激動的時候,翻譯或理解就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是出色的。
——以上兩段引文見張承志,〈美文的沙漠〉,載於西西編,《紅高粱》(台北:洪範,1987),頁29、31。





  張承志所談的問題,在詩詞上更加明顯。我認為詩詞根本是不可能翻譯的,最多只能註釋和解說而已,英(外文)翻中或中翻英(外文),情形皆同。詩詞的特性是翻譯的大敵,因為詩詞是最不科學的,它常是模糊而不明確的;在能指與所指的對應關係上,它常常不是一對一的,也就是說,為了在短短的字句中表達豐富的意涵,它常借用典故,因而常有雙關語和弦外之音;它還特別需要讀者細心的體會,而若讀者的經歷不足,有時還達不到理解時所需的心境;加上文化背景的不同,更使詩詞的翻譯難上加難。此外,更令吾人難堪的是:詩詞一旦翻譯,原來的聲音美學就被徹底地給破壞了。
  正因為詩詞的翻譯有這樣的困難,所以除非為了文化的流通與傳播,或在一本書、一篇文章中的確出現了詩詞,情非得已之外,最好不要輕易嘗試去翻譯詩詞。當然,中、外文造詣皆達上乘者,也就是達到張承志所要求的「四個具備」(同樣的文學氣質和修養、另一種語言的美文能力、共同的或共鳴的理解和體驗、同樣強烈的激動)者,不在此限。
  我們再以林宗憲翻譯的《毛澤東》為例,註解以上的觀點。《毛澤東》原著作者史景遷,是個人文氣息很重的史學工作者,看過他寫的《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時報出版,譯者:溫洽溢)的讀者,大概都會發現這一點。因此,史景遷寫《毛澤東》時,也不例外地要引用毛澤東的詩詞。不過,憑心而論,以史景遷在國際上研究中國的聲名,對毛澤東詩詞的翻譯不見得能讓中文讀者贊嘆,更何況根據其英譯而來的「白話詩」了。
  史景遷引用了毛澤東少有的一首包含政治抱負的情詩(詞)——《賀新郎》(作於1923年),讓讀者體會青年毛澤東為了幹革命捨棄兒女私情的情懷,結果這首詞經過中翻英和英翻中的兩次轉換後,面目全非。以下我依次列出毛澤東的原詞、史景遷的英譯,以及林宗憲的譯文(中譯本頁80-81),再予以註解和評論。評論毛澤東詞部分,我參考了以下四書:《毛澤東詩詞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公木,《毛澤東詩詞鑒賞》(長春:長春出版社,2001);羅熾主編,《毛澤東詩詞鑒賞辭典》(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劉濟昆編著,《毛澤東詩詞全集》(台北:海風出版社,1992)。不過,註解詩詞並非我之所長,也非我所願,但為了說明為何中文詩詞必須「還原」,才不得不嘗試。
原詞:揮手從茲去。
英譯:Waving farewell, I set off on my journey.
中譯:揮別幸福,我踏上旅程
註評:此句出自李白《送友人》詩:「揮手自茲去」。原意只是單純的告別用語,英譯也只譯出這一層意思,但中譯則增加上了「揮別幸福」之意。然而,民初許多有抱負的年輕人之所以投身革命,意在救亡圖存,並不在乎個人的幸福,中譯可說是畫蛇添足了。
原詞:更那堪淒涼相向,
英譯:The desolate glances we give each other make things worse,
中譯:彼此無助的凝望讓事情更糟
註評:「更那堪」接上文,離別已苦,加上雙方有些誤會(見下文),就更不堪離別時的面對了,原詞用「淒涼相向」來表達這種情景。英譯的傳神之處是用了"desolate"這個字,有孤寂且內心不安的感覺。中譯把"desolate"譯成「無助的」不知根據為何?
原詞:苦情重訴。
英譯:Yet again emphasizing our bitter feelings.
中譯:但再次強調我們悲切的情感
註評:情人離別時很苦,臨別依依想說的話怎麼也說不完。英譯用"bitter feelings"表「苦情」("bitter "有「難受」之意),用"again emphasize"表「重訴」(" emphasize"有突出重點、引起注意之意),都還算達意。中譯的「悲切」、「強調」跟著英譯而來,已無詩意。
原詞:眼角眉梢都似恨,
英譯:Eyes and brows reflect your tension,
中譯:眼睛與眉宇透露我們的緊張
註評:這句難在「恨」字,似恨但又不是真恨,是那種依依不捨而難過的神情,英譯找了"tension"來表達已感困難,因為"tension"在這裏能表達的至多也就是情緒上的緊張和不安,中譯直譯為「緊張」則把詩意全毀了。
原詞:熱淚欲零還住。
英譯:As you hold back hot tears that seek to flow.
中譯:因為妳抑制住奪框[眶]的熱淚
註評:「零」是「落」的意思。這句英譯和中譯都還算達意。
原詞:知誤會前番書語。
英譯:I know you have misunderstood our past exchanges;
中譯:我了解妳誤會我們過去的交往
註評:本句翻譯時重點在於「前番書語」,原意指的是毛澤東在前一封寫給楊開慧信中的某些言辭,英譯用了"past exchanges",雖然有點含糊,但也還勉強能夠達意,但中譯就太誇大了,原本只是一封信中的幾句話卻變成了過去的交往。
原詞: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
英譯:What drifts before our eyes are clouds and fog,
   Even though we thought none knew each other as well as you and I.
中譯:飄散在我們眼前的雲和霧
   即使我們認為沒有人能彼此了解,包括我倆也一樣
註評:承接上文,即使有點小誤會,很快就如過眼雲煙,人間就我和你是知己,夫妻倆經歷了許多共同奮鬥,一點小誤會根本不算什麼。英譯到這裏已經有些「不準」,中譯就更不知所云了。
原詞:人有病,天知否?
英譯:When people feel such pain,
   Does Heaven know?
中譯:當人們發現如此傷痛時
   老天知道嗎
註評:宋代有個說法:「情多是病」,情到深處生憂愁,「人有病,天知否?」短短六個字,完美地結束了上闋。英譯用"pain"來表達「病」,中譯再翻成「傷痛」,嚴格說都沒錯,但原味盡失矣。
原詞: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淒清如許。
英譯:At dawn today, thick frost on the way to East Gate,
   A fading moon and half the sky reflected in our patch of pond—
   Both echo our desolation.
中譯:在今天清晨濃霧直達東門
   一個迷濛的月色及半邊的天空照應在我們的池塘邊
   兩者都透露出我們的無助
註評:毛澤東和楊開慧在1920年冬結婚於長沙,後來兩人奔波於上海等地後又返回長沙,毛澤東的長子岸英和次子岸青都生於長沙。長沙對毛澤東夫婦而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1923年剛生下次子不久,毛即奉中共中央通知前往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首詞當是作於毛澤東再次離家之際。「東門」指的就是長沙城的東門,「橫塘」指東門外的清水塘,1921~1923年毛澤東夫婦曾居住於此,而清水塘附近則有個火車站。「東門」和「橫塘」既有實景,又皆有隱喻,「東門」為送別處的代名,「橫塘」指女子所居,也指與女子相別之處。整句講的是送行,時間、地點、離情皆寫出,但又語帶雙關。英譯至此,任憑史景遷的中文造詣再高,也束手無策,只能就字面上譯出,而中譯的最後一段又再度把"desolation"譯成「無助」。從「淒清如許」到「無助」,詩詞遭到了怎樣的浩劫!
原詞:
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
憑割斷愁絲恨縷。
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像颱風掃寰宇。
重比翼,和雲翥。
英譯:
The sound of the train's whistle cuts straight through me.
From this time on I'll be everywhere alone.
I'm begging you to sever these tangled ties of emotion.
I myself would like to be a rootless wanderer,
And have nothing more to do with lover's whispers.
The mountains are about to tumble down.
Clouds dash across the sky.
中譯:
火車的氣笛聲直接撕裂我們
從此時起我將四處孤獨
我懇求妳割捨這些糾葛的情感
我自己想要成為居無定所的流浪者
並且不再與愛人的呢喃有牽扯
高山快要崩塌
雲朵劃破天空


註評:第一句「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一望即知其意,英譯也忠實地譯出,中譯的「撕裂」倒還有點獨特的想像。第二句的「憑割斷愁絲恨縷」中的「憑」有「請求」的意思,但這裏的「憑」的對象包括雙方,因為革命的需要,毛澤東和楊開慧倆都必須暫時拋開兒女私情,英譯用"tangled ties of emotion"來表示「愁絲恨縷」稍能達意,但中譯「糾葛的情感」離「愁絲恨縷」就很遠了。英譯中的"I myself would like to be a rootless wanderer, And have nothing more to do with lover's whispers."為原詞所無,至多只能說是「從此天涯孤旅,憑割斷愁絲恨縷」的重覆。


  整首詞中史景遷最令人不滿意的英譯就在末二句。「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像颱風掃寰宇」說的是毛澤東要拋開兒女私情去幹革命,「崑崙崩絕壁」比喻革命的摧枯拉朽,「颱風掃寰宇」比喻共產革命橫掃全球。等到革命完成了,「重比翼,和雲翥」,毛楊二人就又可以像比翼鳥般直上雲霄,翱翔於雲端之上。這樣的意思史景遷竟然只用"The mountains are about to tumble down. Clouds dash across the sky."草草結束,就整篇英譯來看,不僅結束得突兀,也讓人一頭霧水。至於中譯,就也只能跟著已經偏離航道的英譯隨波逐流了。


  以上我們已經比較詳細地對比了毛澤東的原詞、英譯,以及英譯的再中譯。道理大概已經說明白了,但一路看下來不免把原詞攪得支離破碎,現在我不厭其煩,再把毛澤東完整的原詞直接與中譯對應,請網友能夠各朗誦一遍,同時將自己置入詩詞的想像情境中,看看英譯後再中譯的詩詞,究竟少掉了哪些韻味?
原詞: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淒涼相向,苦情重訴。
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
知誤會前番書語。
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淒清如許。
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
憑割斷愁絲恨縷。
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像颱風掃寰宇。
重比翼,和雲翥。
中譯:
揮別幸福,我踏上旅程
彼此無助的凝望讓事情更糟
但再次強調我們悲切的情感
眼睛與眉宇透露我們的緊張
因為妳抑制住奪框[眶]的熱淚
我了解妳誤會我們過去的交往
飄散在我們眼前的雲和霧
即使我們認為沒有人能彼此了解,包括我倆也一樣
當人們發現如此傷痛時
老天知道嗎
在今天清晨濃霧直達東門
一個迷濛的月色及半邊的天空照應在我們的池塘邊
兩者都透露出我們的無助
火車的氣笛聲直接撕裂我們
從此時起我將四處孤獨
我懇求妳割捨這些糾葛的情感
我自己想要成為居無定所的流浪者
並且不再與愛人的呢喃有牽扯
高山快要崩塌
雲朵劃破天空
  如果,中譯者能夠稍勤快些,找到毛澤東原詞予以還原,不僅讓讀者直接看到原詞,也不致於讓原詞經過二次轉換後,面目全非。最後,我還必須提醒大家,毛澤東一輩子沒有寫過白話詩。(2002年9月3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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